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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們打造了一個最有希望的“工程”

2019-09-18 15:12 作者:本站作者 来源:网络整理 次阅读

徐永光,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

1988年徐永光辭去團中央組織部長職務,創建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創立希望工程。希望工程已經成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公益品牌。

1989年3月,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正式成立。我請辭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職務,出任青基會秘書長、法定代表人。當年10月,中國青基會宣布實施以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為主旨的希望工程。

做這件事,有3個層面的考慮:一是經濟落后和沉重的人口包袱,使我國教育發展步履維艱,貧困地區基礎教育條件很差,使文盲大量生長﹔二是共青團的重要職能之一就是為青少年服務,創建基金會是為了動員社會力量更好地為青少年服務﹔三是我個人的追求,我是溫州人,血液中滲透著地域文化基因,即源自南宋永嘉學派傳承至今的務實、創新、追求個性的“事功”傳統。

做官也好,做公益也好,隻要為老百姓做好事,都是有價值的。一個做官的徐永光和一個做希望工程的徐永光,我以為后者更適合我。

當時做這件事,很有一種理想主義、英雄主義色彩,有一種“不成功,便成仁”的勁頭。團中央給我10萬元作基金會注冊資金,1萬元作工作經費。

開始醞釀希望工程的時候,我們頭腦裡並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我和同事們在辦公室裡討論,這10萬塊錢能干什麼?基金會將來朝什麼方向發展?

我腦海中浮現3年前的場景:1986年,我到廣西桂北地區的幾個少數民族貧困縣考察了兩個月,當地教育落后的狀況深深觸動了我——在金秀瑤族自治縣,一個2000多人的村庄,解放后沒出過一個初中生,90%的孩子讀到小學4年級便輟學了。

大瑤山孩子渴望讀書的眼睛在我腦海中閃現。我們做出判斷,中國青基會要開展一個“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兒童”的募捐活動。經過討論后,希望工程誕生了。

希望工程的資助方式是:設立助學金,長期資助我國貧困地區品學兼優而又因家庭困難失學的孩子重返校園﹔為一些貧困鄉村新蓋、修繕小學校舍﹔為一些貧困鄉村小學購置教具、文具和書籍。

我提出,隻要中國還有一名因貧困而失學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會結束。

從實施的那一天起,希望工程就得到了廣泛理解和支持。黨和國家領導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這項工作深表贊許並題詞。國家教委等有關部門也給予了熱情鼓勵和大力支持。社會各界解囊相助,出現了很多感人至深的動人事例。不少海外友人也給予熱情關注和實際援助。

我永遠不會忘記,敬愛的鄧小平同志在他離開領導崗位之后,仍十分關注希望工程,不僅親筆為希望工程題名,還兩次以“一名老共產黨員”的名義捐款。小平同志一家都非常支持希望工程,他的夫人卓琳同志和子女也多次捐款,他的外孫女羊羊還到青基會做希望工程志願者。

實施僅1年半,希望工程便籌集資金逾千萬元。為了吸引更多社會捐贈,1991年,我們效仿商業宣傳,在多家國家級報紙上刊登公益募捐廣告,“我要讀書”的聲音響徹神州大地。

中國青年報社攝影記者解海龍拍攝了一組“我要讀書”的照片,其中一張是年僅8歲的、安徽省金寨縣桃嶺鄉農家女蘇明娟。她的手裡握著筆、眼睛裡流露出了對知識的渴望與向往。這張照片很快就被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選定為希望工程的宣傳標識,蘇明娟由此成為全國人民熟知的“大眼睛”姑娘。

這一波宣傳掀起了全國的助學熱潮。上至七八十歲的老人,下至幼兒園的孩子,一元兩元、一分兩分……無數愛心匯款單像雪片一樣寄往北京。

希望工程變得全國知名,但我們也清楚,這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可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針對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管理隱患,我強調要通過自律、他律和法律這“三律”來管控。

1994年1月21日,香港《壹周刊》刊文誹謗希望工程“巨額善款失蹤”,導致來自香港和海外的捐款急劇下降,損害了中國青基會的公信力。為此,中國青基會在香港狀告《壹周刊》無端誹謗希望工程,並於2000年3月獲判勝訴,渡過了一場信任危機。

希望工程10年發展效益如何?截至1999年底,共接受海內外捐款合計人民幣18.42億元,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兒童230多萬名,建設希望小學近8000所。

科技部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的評估顯示:一方面,希望工程已經成為保障貧困地區兒童得以繼續學業、幫助貧困地區改善辦學條件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希望工程已經成為我國20世紀90年代社會參與最廣泛、最富影響力的民間公益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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